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心得合集（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李泽厚所立足的仍然是宽泛的文学领域的，正因如此才对鲁迅如此偏爱吧，虽然此书李泽厚对政治或意识形态之类都有较多的涉足，但这仍然在国民的政治素养的层次上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心得，欢迎阅读!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心得1李泽厚先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线索解释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错综发杂的现象，并且讨论了五四至八十年代的新文学历程和哲学上的“现代新儒家”。深入探讨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李泽厚，五十年代北大哲学系毕业，后进入科学院工作，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表了许多论著，成为了八十年代的启蒙人物之一。本书是三论最后一部，是对五四运动至当代的一部思潮反思著作。在这部书中，李泽厚提出了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关系，并以此探讨了现代思潮中的许多问题。这种观念，其实是革命史观向现代化史观过渡的形式，在此之后，一系列的现代化史观著作写了出来，其中就包括了陈旭麓的《中国近代的新陈代谢》。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用启蒙、现代化取代革命思潮，成为了八十年代学术界的共识。因此，在这部书中，对于革命的贬低，强调启蒙和自由主义，应该是价值观念格外强烈的著作，其批判对象显然是针对党内的＿＿作品。所以，阅读这部煌煌巨著时，就会发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下也是。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分为以下部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记中国现代学术三次学术论战”·“胡适·陈独秀·鲁迅”·“青年毛泽东”·“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略论现代新儒家”·“慢说“中体西用””。笔者限于自身功力和时间的原因，只探讨到“青年毛泽东”部分。
开篇即是本书的基本线索，以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为起点，反对传统，呼唤启蒙。然而初时陈“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注重文化上的启蒙，而轻政治活动。在《敬告青年》发刊词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尖锐指出传统观念中的许多不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先进人物与之一道全面·空前猛烈的批评了孔子与传统观念。本书在其中并未将各个现象割裂开来，如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就认为至少初期是维新运动中思想启蒙部分的工作延续。当然也指出其中彻底性与全面性的进步。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时代人物，当时的知识者们的兴奋点大多集中于社会政治问题中。而辛亥革命后政治变革引起思想激荡，陈独秀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倡导“多数国民之运动”希冀唤起群众的自觉性，使之认识到其在国家中的地位与权利，这样才能使得多数国民投身到政治活动中自觉自动地争取民主。此时可以明显发现新文化运动着重于文化层面。但是“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或要素”。“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一场关怀国是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在此中有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舒服，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自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归依有关。”这种实用理性使得近现代中国在的思想运动充满了救亡图存的政治色彩。上文说到本书所持“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观点，然而就新文化运动之前如维新运动，救亡的主题压倒了启蒙的内容。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与救亡两者互长，相辅相成。在实践中，五四青年具体表现为个体反抗和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意识，但是最后两者都未行得通。分主题之二是救亡压倒启蒙。当小范围内的群体理想社会构建失败时，五四先锋们将目光重新转向政治生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的许多知识者迅速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有其理论的科学性，和理想的共产主义适应中国救亡图存的困境，还有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成功的现实性。五四青年组织小团体的平和实验可类比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的公社实验。两者最终同样走向失败。陈独秀也指出“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原本以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然而许多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仍然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既要求个性解放又具有社会理想，其中部分将共产主义实践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阶段或施行方法。本书一直强调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此又发挥作用，李泽厚先生认为因为实用理性的影响，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面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组建坚强领导核心和具有钢铁意志的队伍具有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吸引了广大青年。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中，救亡又全面压倒启蒙。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步步加深尤其是中日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救亡图存必须组成强大的组织队伍，这就必然需要否定无政府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自由·解放等的追求让步于革命战争的现实斗争。此中的集中体现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这也难怪美国记者斯诺在红军中发现：“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见任何有关他自己的事情。”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重视农村，中共在革命战争中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长久植根于农村的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就在不自觉的状况下渗入尚未成熟的马克思理论中国化内容中。中国近代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构建和文化浸润，由封建主义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由封建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在未经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等思想的冲刷的境况下，建国以后，封建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下暗中复辟。那么如何走出上述困境。李泽厚先生的看法是“西体中用”。“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中国表现为儒家思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却不能保持停滞状态，它需要有意识的进行创造性改造。一个层面在于社会体制结构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时代任务的时代，只有通过建立严格法制，实现法制现代化，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此也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心理结构。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集体，然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式的崇高个人追求毕竟难以达到，且无法适应现代法律体系。在这方面的改造中需要依靠文化影响，只有冲刷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内容而保留并发扬其中优秀精神，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改造，创新性发展。
第二部分：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在近代中国社会中，西方传入的各种现代思想往往与传统上层建筑不相容而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科学较远离于政治生活，所以在社会中传播的更为广泛而较少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但是科学背后具有着强大的理智力量和广袤的思想内涵。当将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时，便具备强大的摧毁传统价值体系的力量。在五四运动“全面西化”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时，第一次科玄论战开始了。张君劢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的具体内容是从人的思想文化中萌芽·实践而产生的，但如今异化而成为统治人生观的东西，此可能吗?而地质学家丁文江等则认为“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然而在这科玄论战之下更深层次的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科学派提倡科学的人生观是因为唤醒人们不用所谓主观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解决具体问题，玄学派则认为物欲无限，资源有限，若是将自身置于科学的因果律中，则人的价值消解了。科学派主张科学成为意识形态与玄学派主张形而上学成为意识形态，又关乎采用什么社会改造方案改变社会。显然前者更符合救亡的需要，所以在论战中胜出。但是其又确乎无法解释人生观的问题。这问题在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者那里得到解决。陈指出要用“唯物历史观”建立人生观，将玄学家的“直觉·自由”等论题建立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这次论战也为后来的中国思想家们走向何方奠定基础。“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都与此次论战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第二个论战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二·三十时年代的中国历史背景是中共建立了与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政权。而列强在一战后为了恢复国力又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掠夺。陶希圣等“新生命派”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已经瓦解，“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托派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而代表中共的“新思潮派”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也就必然导致着改造中国社会实施方案选择的不同。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起着积极还是消极作用。对帝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是否应当一视同仁，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又是何种关系。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是本土产生的，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产生的。帝国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民族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天然对立，无产阶级则应该反对资产阶级，那么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也应该反对呢?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而资本主义与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处于完全不相容的处境中，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与封建主义勾结起来压迫人民群众。这次讨论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将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活联系起来，着重于生产关系的研究而较轻于生产力的部分。呈现当时学者们的左翼思潮特征。恰恰是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屡在政治活动中遭遇挫折而马克思主义却不断被证明它的科学性而不断以更加蓬勃和强大的姿态再次出现。但是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超出科学。这一部分又恰恰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胡风反对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其认为应该内容决定形式，而文艺内容在五四以来便应该是世界的现代的。此种笔者存在疑惑。古往今来无论东西人类的文艺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在情感是相通的，否则则无法使得一文化传统中的人接受来自另一文化的作品。既然内容相同，格式又确实存在着不同，此证胡的论调错误。当时强调民间形式的论者也都承认传统文艺的罗后面但是肯定民间文艺的形式本身。这场论战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结尾，最终是文艺要服务工农兵，在此处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毕竟在革命形势中，革命基础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
胡适首倡白话文学。1916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项主张，并倡导白话诗的创作，胡适开白话文运动之先。而白话文运动反映的是中国近代的民族觉醒，这如同西欧各国在拉丁文字之下产生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一样。白话文运动又给予了青年文学的形式传播各种新思想，促进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等的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突破了传统的观念·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亦是开风气之先，促进疑古学派等的发展。然而这种方法注重具体问题的解决而反对根本解决。这与其的身份发生转变有着巨大关系。胡适并非纯学术式的学者，他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在民族危机和阶级斗争逐渐加强的境况下，他滑向了保守，最终走向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陈独秀的兴奋点始终在政治上。陈独秀将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发展与政治内容联系在一起。希望介意文化革命唤起国民之自觉，走出少数上层群体的政党政治。而鲁迅提倡启蒙又超越启蒙。这与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有关。反传统·反庸俗·超人的思想使得他记录国民的麻木，同时在他的文学中又充满了具有形上的悲凉感。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动”“斗”的宇宙-人生观，“贵我”的道德律和“通今”的经验理性。“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不为外在目的而服务。“斗”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毛所理解的哲学是“大本大源之学”是宇宙真理，而“动”“斗”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毛对斗争持肯定态度，并且认为运动是世界的规律，其具有普遍性。然而这种斗争和运动又是依赖于我的发现的。上述斗争是说明主体的运动·斗争。宇宙观是为人生观服务的，宇宙观即人生观，人身观即宇宙观。贵我，勇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1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世界观的斗争内容帮助构成坚强·砥砺的个性人格。而且这种“动”是体魄性的活动，这突出体现在他1917年发布的《体育之研究》中。青年毛泽东将“力”“强”的内容提高到重要位置。斗争和运动成为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在体力和意志的体验中，获得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青年毛的道德律上是一种“贵我”的主观道德律，且与“动”“斗”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个人的道德在于实现自我，“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贵我”的道德观念正是在当时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崩坏，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之时，没有可以遵循的客观规范。“贵我”又充满了强烈的英雄主义，吸取了传统文化中“豪杰”“大丈夫”的某些品质。青年毛“贵我”暗含着强调现在，毛认为知识应该“通今”。注重当下现实，其中自然也就更加重视实践中的经验。从实际中出发总结经验，是在“贵我”的道德律下实现自我。并且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将“动”“斗”的宇宙人生观与经验理性结合起来形成抓关键矛盾的思维方式等。
总结：
李泽厚先生在本书中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高屋建瓴，奠定全书基调，并且在解释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发展中有深刻见解，尤其是思考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更是开拓性的。由前史(辛亥)的政治觉悟转为新文化的伦理觉悟，又回到阶级斗争的政治觉悟，士大夫的庙堂情结、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实用理性和社会实践的结合。虽然名为“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反封建(资本主义)的过渡的不彻底性没能根本摧毁心理结构，不自觉间设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读来仍然历久弥新，能够顺着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摸到现在社会发展的脉络和动向以及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即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总是随政治的兴衰变化而彼伏，终究未能成为超越政治的独立存在，例如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尽管它最初的目的是启民智，高举德赛两位先生的大旗，也离不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落入救亡图存的历史巢窠。即便是“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的部分也依旧妥协于当时的救亡运动之中。
在看本书之前，我一直算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即世界上无所谓文化的优劣之分，没有判断文化优劣之分的标准存在，因为从未有同一个人存在于同样的两个时空，所以比较也是不可能的，李泽厚先生用他的实用理性的观点说：“我不同意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人们在不同文化里的生活和幸福也是不能区分高下优劣的。这样，就甚至可以推论根本不必现代化。我以为，物质文明从而生活质量、水平(包括人的寿命长短)有其进步与落后的共同的客观尺度。不管哪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宗教，人们都希望乘坐飞机、汽车来替代古老的交通工具，都希望冷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都希望能通过电视、电影，看到听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都希望能吃得好一些，居住得宽敞舒适一些，寿命长一些……人毕竟不是神，他是感性物质的现实存在物。他要生活着，就必然有上述欲求和意向。因此就仍然有一种普遍客观性的客观历史标准，而不能是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还是从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说起的，我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毕竟，实用理性的传统也在我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沿袭着。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心得2“启蒙”与“救亡”是现代思想史形成的两个关键词。本是同时出现的两种思潮，救亡却一次又一次得压倒启蒙，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现代思想走向。在涉及启蒙和救亡的问题时，作者并没有泛泛地探讨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和最后救亡压倒启蒙的原因，而是从它们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角度，论述了这两个主题对中国今后道路的影响。从新文化运动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终，对于当时的中国，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关于这一点，我想到了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救亡有点类似于生理和安全层次，而启蒙则有点像社会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中国内忧外患，国内物质条件落后，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先进知识分子们想通过对中国人思维意识形态的改造来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但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状态并没有办法支撑这种方式。辛亥革命扫除帝制、“光复汉家河山”，更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控制相对放松，思想异常混乱，从拯救民族危亡角度着手，知识分子们在欧风美雨中寻找着能为苦难深重的中国注入活力和生机的那一剂灵丹妙药。当西方先进思想又一次涌入中国，知识分子们在一次次筛选和比较中，在个体反抗没有出路，群体理想的现实构建遭受失败的情况下，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寻求解放的武器。
关于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这一部分是对学术论战的整理和回顾，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时的态度和取舍。真实反映了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不同见解。虽然最终归于一统，但我们丝毫不能轻视这些论战的价值。有比较才能有取舍，又竞争才能有进步，正是在这些学术思想的论战中，五四启蒙的内涵得以延续，也在这三次论战中，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由二十年代寻找和建立唯物史观的“科学的人生观”，到三十年代明确以反帝反封建为任务，到四十年代与工农兵相结合，人生观和人生道理一步步具体化和深化，也为最后思想界的统一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几位人物，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写就一系列历史考证和研究论著文章，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胡适在旧学根柢、新学知识、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各方面都逊色于同时代的很多大家，但唯有他带来了一场思想界的革命，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可以说，胡适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陈独秀则是中国现代史上对于政治和思想对有着极深刻影响的人物，他的一生一直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是他将“启蒙”一词的含义最大限度的进行了放大，早期宣扬文学革命到后来宣扬民主科学，以“人权说”和“社会主义”来反对旧思想、旧制度。鲁迅以文学家作为他的第一身份，他的思想充满了爱憎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可以说，他的作品便是他世界观、人生观的绝好体现，相对而言，鲁迅是我们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从初中就一直在学习他的文章，不管有没有真正读懂，但他的笔确实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不仅割开中国社会种种封建愚昧的帷帘，同时也狠狠刺穿侵略者、压迫者的心脏。
当我们站在新时期看待这些问题时，自然要从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去认识。对于“五四”时期所提出的救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崛起，我们做到了救亡;但启蒙呢，启发民智，启迪民心，我们依然在这条路上艰难前行着，殊不见当代中国，虽然少了曾经的政治统帅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却又换成了金钱和权利统帅一切，一切为工具理性服务。可以说，蒙昧的大众仍然很多。而当代青年人很少或者不愿参与这些涉及到有关终极意义内容的探讨中，更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话题敏感和枯燥，而是没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社会群体中普遍地缺乏一种理论热情和对待人生对待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于此，我们可以从胡适、陈独秀、魯迅那里吸收一些对我们有所帮助的精神养料，继承和发展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丰富遗产，只有不断地尝试着去深入到那些伟人的思想深处，去追寻他们思想的轨迹，也就渐渐触摸到中国跳动的脉搏，在现今这个中国不断走向世界并同国际接轨的时代潮流中，辩证地评价那些当初被抛弃或被批判的思想观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来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加快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作为当代大学生，也许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都相当的肤浅和鄙陋，甚至还有许多的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每一个人都真正关注着自身以及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命运，当我们开始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理性”，进步才会成为可能，但在现代的社会我觉得最重要的也不是让中国人用理性态度去对待问题，现在的中国在飞速的发展，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比理性更为宝贵的东西，也是现在的中国人所缺少的，是信仰，所以，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了解自己国家时代思想的发展历程，再结合当代的发展需要，树立起自己的信仰。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心得3李泽厚的历史触觉是敏锐的，但他受困于wg时期的经历，不能意识到启蒙和革命结构上的同一性，更认识不到启蒙和革命实质上在历史当中出现的辩证关系 ---没有摧毁封建制度社会基础的革命，就不会有全民卷进工业社会的真正的启蒙时代，革命恰恰让封建地主的启蒙最终扩大为全民的启蒙。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革命的"农民性"和最终一个所谓"封建性"国家的重构(事实上比起"封建"，更恰当的形容词是利维坦)，就是实际上毁灭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主体---五四青年投身农村、适应农村，最终鼓动了被剥削农民底层的(物理塑造成的)心理，从而毁灭了封建的物理。所以李泽厚指望城市启蒙文明对农村的规训以实现启蒙，是本末倒置的，因为恰恰是中国的"农民性"导致了(在八十年代时刻的)未来全民的启蒙实现的可能性。
也是在这种心境下，李泽厚才在提出"西体中用"这一十分精妙的概念之后，又将之解释为庸俗的折中调和主义。他在八十年代面对的是整个"西体"(工业社会的文化)即将在全社会建立起来的时刻，也认识到这种"西体"恰恰在沿着一条独立的路径前进，也就是所谓"中用"。但他被困在八十年代那一套"全盘西化"对抗"tg专制"这一二元对立的范式里，从而最终只能提出庸俗的折中方案，并冠以"西体中用"之名，顺便也将这个概念庸俗化了。然而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李泽厚意义上"西体中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等来自西方工业社会的理论进入乡土中国后，变异的成果("中用")最终摧毁了中国的封建结构，才建立了八十年代以后所谓"西体"真正形成的根基，这是李泽厚所意识不到或者情有可原地不愿意识到的。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心得4书中的实用理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一直都不缺少理性(实用理性)，多少时候中国人是因为太会使用这个理性而追求功利，就像近代中国的救国图存时候那迫切的寻求救国出路，包括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功利和实用的理性(马在中国的传播是十分值得关注的话题)，再如罗素等的西方知识论的学者的思想不能再中国广泛的传播而杜威等的实用主义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所广泛接受都体现了这一点。在现代的社会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让给中国人理性态度去对待问题，当然我不是反对中国人要理性相反我觉得理性十分重要并且是人类智慧的象征，现在的中国在飞速的发展，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得不承认实用理性的积极作用和它的不可或缺。但有比理性更为宝贵的东西是现在的中国人所缺少的，也是导致现在的社会如此功利和拜金的等现象的重要原因。如果再让中国人限(陷)于实用理性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将无法改变现状而且会不断恶化。什么是比理性格可贵，是现在的国人需要的呢?
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国家，其实对待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对信仰下个定义，为什么需要信仰，信仰是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传统的思想是建立一种道德式的信仰，将思想的本身当做信仰但却没有如西方＿＿一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虽然在明末清初的一批传教士来华传教也带来了一定影响，在士大夫和官员中甚至是当时的一个小朝廷永历帝的皇室家族中有很大影响(当时的太后和皇后以及太子都受洗加入＿＿)。但后来天主教的传播又受康熙帝的禁止，天主教的传播也即传入地下，而其对中国传统信仰和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也式微(而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人仍是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所以中国一直都缺少一种宗教信仰和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情怀。这是国人十分缺少而急需的。要有这样一种情怀，信仰能为之带来帮助，我当然不是主张信仰救国论和崇洋更不是认为信仰的意义只限与此。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小感想吧，一定有很多的错误不足，而这不就是历史吗?!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一环在不断上演着错误，这错误也是自己认识路上的一点看见。人总是如此悲剧又如此可爱。以上是我的十分粗陋的想法。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心得5李泽厚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一本好书，它在书架上闲置了好几年，终于被我系统精读了一遍。此书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作为基本线索，论理而有激情和文采，以罕见的中西学识透析了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最后得出“西体中用”之结论。它毫不避讳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毛泽东、意识形态、＿＿、大陆文艺等，有很多创新性的独到见解，而且不乏反思和批判。
比如，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里并不缺乏理性，但这种理性是“实用理性”，就是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并且，他认为，由于有一个长久的传统小生产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上的意识形态，由于实用理性的系统论结构又善于化外物为自己，“中体西用”便确乎具有极为强大的现实保守力量，它甚至可以把“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同化掉。
他比较了胡适、陈独秀、鲁迅，三者中对鲁迅给予了最高评价，认为鲁迅把具有具体现实内容的对“社会罪恶愤怒的抗议”，与具有超越社会的形上人生孤独感融合在一起，是一种尼采和中国传统精神的奇异的融合。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超人式的昂扬，这也就是艺术所呈现的巨大的心理本体。
思想史不同于哲学史，除了叙述主要哲学思想的演进，还将注意力放到了历史演进、文化认同以及社会思潮，切近现实世界和个人的内心世界，能有效地整合一个人各方面的知识与情绪，激发一些本来不相关的理论知识之间、理论知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理性认识与主观情感之间的融汇碰撞对接。接下来，我准备读一读西方的思想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