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理论思考与展望 社区治理的理论思考与展望摘要：研究社区治理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有着国家统治和治理方式变化、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社区空间建筑形态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在社会转型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区治理的理论思考与展望 ,供大家参考。
社区治理的理论思考与展望
摘要：研究社区治理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有着国家统治和治理方式变化、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社区空间建筑形态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居民委员会”为典型代表的社区自治组织，从
“集体化”趋向“行政化”，本质上还是国家基层行政的“代理人”，导引和确保社区自治在既定的轨道上发展。
关键词：社区自治
国家-社会理论
居委会
威权
行政化
一、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述评
（一）
国家-社会理论
作为一种研究权力的运作理论工具，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合二为一，市民的社会身份与政治身份合二为一。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真实地表达了城邦时代国家与社会的胶合状态。
该理论历经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流、国家-社会互动论的发展流变。真正将国家与社会进行现代意义的区分的是黑格尔。他将国家与社会做了明确的界分①，提出了国家在逻辑上高于社会，国家是社会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在政治思想史中第一次提出完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马克思对国家和社会本质的分析，概括为三个主要区别：其一，国家是普遍性领域，社会是特殊性领域。其二，国家是自为性领域，社会是自在性领域。其三，国家是政治领域，社会是经济领域。
如项飚所言，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②。本文引入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主要是考察建国以来各个阶段，上海社区自治发展的进程中，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干预与自下而上的自治组织之间的抗衡，以此来验证当下一种乐观的观点：“城市基层将出现一个独立与国家的社会”“城市社区实质上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
（二）威权控制
“威权”来源于政治学概念“威权主义”，英文为authoritarianism，这一概念由西方学者沃格林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对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定义，萧功秦将此理解为，统治者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而并不顾及后者的意愿，其内涵颇接近于家长制主义，包括所有的专制独裁和家长制政权③。本文重点关注，建国后初期到文革前期，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从国家渗透到基层社区的“集体化”生产、生活方式，对社区基层政权建设和自治组织形态产生的深远影响。
（三）行政吸纳精英理论
“吸纳”的概念，来源于金耀基在总结港英政府治理模式时归纳的“行政吸纳政治”理念。金耀基认为，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过程，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机构，获得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通过这一过程赋予统治权力合法性，同时提高行政管理效能。”④港通过这一过程，促成了一个英国统治者与华人精英共同分担决策角色的“共治”局面，使港英政府成为政治上的“精英构成的共识性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转型，“单位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大批的精英人群和劳作工人开始涌入社会，在社区寻找立足谋生和实现权益，“溢出效应”显著。社区自治再次成为基层政权建设的热点和焦点。在党和政府的指导和
直接干预下，以居委会为代表的社区自治组织，在组织形态、职能目标、运作方式、日趋“行政化”“内卷化”，并通过体制来吸纳更多游离在体制外的社会精英，巩固社会稳定。
二、引发的思考：社区自治缘何再度成为研究热点
长期以来，学界对解放以来城市基层社会的研究一般以单位制的建立和解体作为探讨的基准。社会转型之前以单位制研究为主，在论及邻里或里弄社会时，都以“单位之余”或类似说法简单带过。社会转型之后学界开始关注城市邻里空间，出现大量以“城市社区”或“城市邻里”为。单位研究者一般都倾向于认为在单位制时期和后单位制时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此也影响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基层的重构。单位制解体后，城市邻里社区迅速成长为一个庞大、承担丰富功能的基层社会，此时，在社会经济体制整体大转型的背景下，大量精英群体“游离”于“单位”“体制”之外，一些新的社会组织如有后春笋般出现，开始履行政府社会福利、教育动员群众的职能，“社区建设”这一话语显得尤为重要，社区自治才开始得到学界和具体工作者的重视，三、现状与展望
近十年来城市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间的力量确实在逐渐成长，不限于以地缘为基础的社区空间，更多的是基于网络社会空间而形成的多元利益群体。如社区内部的业务委员会、物业公司，目前与居委会并称社区自治的“三驾马车”。又如“两新组织”“慈善公益组织”蓬勃发展，这些群体将成为城市中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影响到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走向。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效应，也对居委会“内卷化”倾向有一定的抵制作用。
“在一定的贴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地理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应对地方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改革与发展过程。其目的在于：达成以公民发展为中心，面向公民需要的、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促使地方富有发展活力的新型社会与公共事务管理体系。”⑤
正如徐湘林教授认为的，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领导人为重建统治合法性的理性选择，是以政治稳定为现实目标的，其特点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选择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渐进的改革所产生的累积效应⑥。当前，“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并未建立起来，但是社会、群众、自治组织等多方都开始重视社区建设，本身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
注释：
①《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②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10）：117-132.
③萧功秦，《萧功秦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69.
④徐克恩，《香港：独特的政制架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6⑤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⑥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05）：16-26.
推荐访问:关于社区治理的思考 社区治理的理论思考与展望 展望 治理 思考